当那本回忆录送到刘殿卿的手中，这位97岁的老人换上军装，郑重地向来人敬了一个军礼。封皮上印着他的军装侧影，八个大字“革命之路，百年风雨”显得尤为醒目。这本没有书号、没有定价的非正规出版物，却让刘殿卿的眼中闪烁着泪光，他坐在院子里，捧着这本书来来回回翻看。
“能借这本书写写我这一生，我是高兴得（流泪）。”尽管听力已经衰退，但刘殿卿的大声话语中充满了激动。
刘殿卿，出生在饥寒交迫的年代，籍贯河南，曾两度入伍，后半生选择在四川省甘孜州巴塘县度过。他的女儿刘友珍深知父亲的故事中没有战火纷飞的英勇，但她对父亲始终保持不变的乡音和人生经历中的细节充满了好奇。
近年来，为老人代写回忆录的经验分享帖在小红书、抖音等平台流行开来。这些回忆录的体量根据传主的支付能力可大可小，但基本都在3万字以上。按照每万字5000元到6000元的收费标准，一部回忆录的价格在1万元到8万元之间。
在这个新兴市场中，提供服务的主体多种多样，包括初具规模的公司、员工人数在10人以内的工作室和小团队，以及寻找副业或经济来源的兼职写手、自由职业者。
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接近3亿人，占总人口的21.1%，标志着“银发经济”的蓝海。代写回忆录能成为新的风口吗？
图/视觉中国
记忆留存
直到爷爷奶奶或父母离世，人们才感到对他们的了解太少，后悔没有将他们的经历记录下来。从业者们常说起这样的遗憾，这也成为他们入行的起点。
一位从业者回忆，家里的老人突然重病，为了抢救性地留存他的记忆，家人们四处寻找有写作能力的人帮忙代录，文采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字句通顺。
36岁的丁满，正是因为帮助朋友“救火”，才踏入这个行业。他在2015年硕士毕业寻找创业项目时，发现美国有一家专门提供回忆录代写服务的平台，报价折合人民币约3万元。
然而，真正让丁满感受到国内需求萌发的是2021年。那两年，一些老人突然离世，子女和孙辈感到紧迫，开始付诸行动。
除了子女，老人自己也是回忆录的主要委托人。韩萌，一个在抖音上活跃的写手，从一位老人身上捕捉到了需求。那年国庆节，她受单位指派采访一位退休干部，老人更想从青年甚至童年说起。
陈新，公众史学研究者、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，也有类似的经历。在浙江大学公众史学研究中心任职期间，他曾受学校委托，挖掘85岁以上的老教授的事迹，以弥补校史文献的不足。然而，他发现，如果只关心老人与工作单位的关系，很难与老人建立信任。研究中心最终为每位老人都做了口述史。
丁满给委托他写作的老人分了类。有的老人快退休了，希望将回忆录作为资料保存在单位；还有的老人是为了增进儿女、子孙对自己的了解。
事实上，这些主动找来的老年委托人都很相似。他们多是因为自身阅历丰富，能深刻洞察时代变迁与个体命运的关系，到了一定年龄，工作节奏放缓，便渴望通过回忆录、家史的写作，回溯整个家族的来处，并传承下去。
长期存在的需求
老年人自己记录或请人代录回忆并非新鲜事，陈新将其视为个人史写作，纳入公众史学的范畴。早在10年前，国内就有一批学者和研究机构以非营利的方式推动个人史写作。
据陈新介绍，为知名学人、政治人物写史的做法从未中断，这样的写作也自然拥有广泛的受众。但普通人有能力和意识回顾自己的历史，是近几年的新趋势。
“学界认为，互联网、新媒体降低了记录和传播的成本，所以个人写作会迎来爆发期。如果自己不能写，可以录音；如果有点经济基础，可以请人代写。”陈新说。
老年人请人代写回忆录，最大的价值诉求并不是向社会索取更大的承认，更多的是希望写给自己的家人和朋友。“传承也好，激励也好，是把我们这个家庭和自我作为中心来谈的，凝聚家庭认同，融合几代人的关系，这是最大的现实价值。这种小历史的写作，对个体、亲人的价值可能要远远超过宏大叙事。”
代写市场真正萌发，是因为老龄社会的到来。一家初具规模的代写机构，进入老龄产业时，更青睐线上赛道，原本计划押注一个专做老年旗袍秀的项目。但2020年线下活动骤停，他们不得已转向回忆录代写，却意外在启动当年就实现盈利。
近两年，寻求就业新出口的年轻人，也是这一行业兴起的另一股推力。据一家代写机构的联合创始人韩馨儿观察，这两年找她合作的博主，有不少都是从教培行业转型到自媒体但并不成功，几经辗转，才选择了代写回忆录的赛道。
《中国新闻周刊》了解到，除了占据名人和企业家传记赛道的头部作家，老年人回忆录市场的服务供给非常分散，从业者多是入行半年到三年不等的年轻人，以兼职代写为主，客源和产出都非常有限。以丁满为例，兼职代写三年，他写了六本回忆录。
韩萌告诉记者，目前回忆录出品没有标准可言。从业者的能力、审美差异很大，通过平台晒出的回忆录包装品质也千差万别。更难把控的是文本质量。一些回忆录偏重抒情胜于事实，将传主的个人经历传奇化，也有一些回忆录更注重事实核查，力求将传主的口述与档案、公开历史资料互相印证，形成真实、可靠、准确的叙述。
“市场已经分层。有的团队有能力在高端客户群体中拓展客源，他们的用户更注重传记作为家族历史资料的价值，强调真实性、传承性和可读性。而有的团队则往下沉市场拓展，他们更看重回忆录的包装，对文字的要求不一定很高。不同的客群对情绪价值、仪式感的理解也不一样。”一位从业者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。
“个人史，首先要满足传主的个人需求。在这个基础之上，到了家庭层面，他希望孩子看了以后，对家史或者对自己更认可。最后才要考量对更大社会范围的影响。”陈新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。
专业化难题
从业者比媒体和公众更早感知到新风口的到来。韩馨儿说，早在2022年，各方就已盯准这门新生意，她所在的代写机构，寻求合作的来访者络绎不绝。
“想转型的媒体或自媒体人、丧葬拍摄公司、国学爱好者、设立在保险公司或律所的家族办公室、AI公司”，韩馨儿分类罗列来访者。
大家都想进入新赛道分一杯羹，只是切入点各有不同。在渠道和内容这两个传统盈利点之外，AI公司是更新潮的玩家。一方面，AI是提高生产效率的工具；另一方面，这类公司也希望借回忆录撰写团队的渠道，进入家庭，尝试为年迈或已故老人制作“数字分身”。
在一个仍待拓荒的新兴市场，关注和资源倏忽而至，从业者一边乐观，一边谨慎。来访的自媒体想做渠道，从韩馨儿这里拿走作品，为自己宣传、引流，韩馨儿也不在意，“我们判断前景很开阔”，在市场萌芽阶段，与其担忧竞争，不如壮大行业。
不过，代写回忆录赛道的商业化本身还面临重重困难，最大的痛点来自获客。“老人也好，子女也好，他们的投资总是面向未来的，钱要花在下一代身上。”多位受访者告诉说，与养老机构在国内的处境类似，作为客单价高达数万元的产品，无论是老人还是其子女，付费意愿都不强。
团队成立6年，赵宇希已经将定价从3万元到10万元，降至1万元到3万元。而朱子一则坚持把2.8万元的最低报价控制在成本线附近，以满足普通家庭的需求。
丁满的抖音号上，总是有全国各地的老人主动咨询，但如何将咨询转化成实实在在的客单，丁满坦言自己“始终没有跑通”。
创业初期，朱子一曾去养老机构、协会、展会演讲，但老年人无动于衷。“老年人的自我价值感通常都比较低，他不觉得自己的一生有什么值得写的，也不愿意花这笔钱。”后来，朱子一调整了思路，转为吸引子女下单。
市场分层的情况下，回忆录的生产思路也开始分化。受教育程度更高的高端客群，付费能力、意愿更高，对专业化的要求也更高。服务这个客群的团队会投入大量资源，将回忆录制作得无限接近公开出版物。
“真实性和可读性是委托人最核心的要求，道理很简单，这是留给子孙后代的财富，没必要撒谎，也没必要故弄玄虚，还要子孙愿意捧起来读，不然就失去了传承的价值。”朱子一解释。
而一旦代写回忆录变成一门生意，从业者如何专业化是个需要解决的问题。“比如你的写作应该有更多文献支撑，就像历史学的专业技术一样，要知道怎么找到那些文献。或者当传主记忆模糊无法有效讲述时，作者应该如何处理才能在真实性和可读性之间寻求一个平衡。”陈新说。
陈新曾经设想过，大量的普通人拿起笔后，学者可以适时进入，从方法论、规范方法等方面对其进行指导。但如今，他认为培训的力量也应该从市场中产生，由更有传记采访写作经验的从业者承担。
“国外有一种口述历史师的资格证，它是公司而非政府机构提供的认证，通过这种方式将这个领域的专业化体系建立起来，因为既然是为社会提供服务，服务就要到位，你就需要相应的丰富的技术训练。”陈新认为，未来代写行业需要的专业训练还应包括社会心理学、数字人文、媒体剪辑等方方面面。
“因为你能够做的可能不只是一个文本，还可以拍一个纪录片，这样就有可能形成一个很丰富的文化市场。”陈新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。
回忆录代写赛道真的是“银发经济”新风口吗？赵宇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描述过这个行业的未来：“退休后写回忆录，就像结婚时拍婚纱照一样自然。”
在市场站稳脚跟后，韩馨儿所在机构接到的委托需求很快超出了生产能力。在韩馨儿看来，无论怎样优化流程、提高效率，代写回忆录的标准化程度都很难与快消品媲美。再加上个体经历和记忆本就是个性化的，说它千人千面并不为过，从这个角度来说，这个行业甚至是反规模的。
在愿景面前，丁满也颇为纠结：“即便市场还需要培育，但考虑到中国的人口基数，我还是很有动力。但客观上获客很难，想提高客单价，开拓高端客户，并不仅仅是渠道的问题，他们对你这个人的知识结构、教育背景都有要求。而做普通用户，万字3000元，跟我的主业相比，投入产出比很低。先观望吧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