据第一财经观察，今年以来，农村中小银行解散注销的速度进一步提升。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披露的解散批复来看，年内获批解散的银行数量明显超过往年，且主要以村镇银行为主。这些银行“消失”的背后，主流去向是被其他银行吸收合并，成为其分支机构。
业内受访人士认为，当前不少中小银行存在客观的经营压力和区域风险特征，防范化解中小金融机构风险进入关键阶段。同时，村镇银行的“批量”解散也在预期之内。专家对第一财经表示，中小银行改革化险的关键在于结构性提质增效，数量减少并非改革的最终目的，做优和出清同样重要，合并重组的关键是要“1+1>2”。
据《报告》显示，2023年全国农村中小银行在资产、负债规模上实现稳步增长，存、贷款市场份额和排名位居区域前列，整体经营业绩稳定。截至去年年末，全国农村中小银行总资产、总负债分别为54.61万亿元、50.66万亿元，均比上年同期增长9.2%，占银行业总资产、总负债比例分别为13.1%、13.2%。
资产质量方面，截至2023年末，农合机构不良贷款率为3.49%，资本充足率为12.27%，拨备覆盖率为133.1%，贷款拨备率为4.65%，非信贷资产不良率为1.42%，流动性比例为77.85%，主要风险监管指标处于合理区间。
2023年，农合机构实现营业净收入约1.03万亿元，利息收入9162.55亿元，同比增长3.92%，净利润2598.73亿元；村镇银行实现净利润70.99亿元。
从区域分布来看，农村中小银行依然保持着较为明显的区域分化特点。其中，云南、贵州、广西等10个地区农合机构存款市场份额超过20%，吉林、山西、河北等10个地区农合机构贷款市场份额超过15%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在推进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、“一省一策”进行体制机制改革背景下，全国农村中小银行数量还在继续减少，尤其是村镇银行加速整合，去年近30家县域银行机构市场化退出或吸收合并解散。这一趋势在今年得到延续并且明显加速。
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，截至今年6月末，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法人总数为4425家，相比2023年6月末的4561家减少了136家。其中，城商行从125家减少至124家，农商行从1606家减少至1577家，农信社从545家减少至483家，村镇银行从1642家减少至1620家，4类中小银行共计减少114家。
据第一财经梳理，今年以来金融监管总局发布的解散银行数量明显超过去年，涉及对象主要为村镇银行，解散原因以收购合并为主。企业预警通数据则显示，今年截至9月下旬已有超过260家中小银行进行合并重组，其中村镇银行、农商行、农信社分别有83家、59家、117家。
从注销银行数量维度来看，今年以来注销的商业银行超过130家（包括农村资金互助社），其中40家为农商行，70家为村镇银行，16家为信用社，注销原因主要为监管批复合并与批复解散。
中小银行改革化险提速呈现多面观。虽然中小银行解散并不意味着“倒闭”，多数解散注销的中小银行会成为主发起行的分支机构，即“村改支”“村改分”，同时也有部分村镇银行“多合一”。
以金融监管总局河北金融监管局11月19日发布的两则解散批复为例，因被邢台银行收购，清河金农村镇银行、沙河襄通村镇银行均于日前获批解散，两家银行的全部业务、财产、债权、债务，以及其他各项权利义务由邢台银行承继。
河北金融监管局要求，2家银行在接到批复文件后，立即停止一切经营活动，于15个工作日内向邢台金融监管分局缴回许可证，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办理相关手续。此前10月18日，监管同意了邢台银行收购2家村镇银行并设立分支机构。
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王辉、工商银行现代金融研究院博士后朱家雲此前指出，以城商行、农商行、村镇银行为代表的中小银行在支持乡村振兴、促进县域金融发展、服务实体经济、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。然而，在中小银行快速发展过程中，资本不足、经营不善、风险治理薄弱等长期积累的问题也逐步暴露，对中小银行监管的顶层设计由促发展向严监管转向。
去年以来，随着监管部署加码，各地省联社改革、村镇银行合并重组等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的动作明显进一步提速。“一省一策、一行一策、一司一策”，不搞“一刀切”，是监管针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提到的重要策略。
但在合并重组成为主流模式的背景下，其中蕴含的挑战也引起各方关注，焦点在于高风险银行能否真正实现有序出清。王辉、朱家雲的观点中，合并重组的协同效果有待观察，一是系统整合、人员调整的投入成本压力，以及合并主体同质化的问题都值得关注；二是不良资产化解的核心难题待解，合并机构不良资产的叠加对风险化解有着更高的专业能力要求；三是资本补充可持续性仍然承压。二人建议，应打造合并重组的样板模式，畅通不良资产的化解机制，构建可持续的资本补充方案。
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也表示，简单的合并解决不了所有问题，对此应具体分析、分类施策。他建议，在中央层面进一步做好中小银行改革化险顶层设计的基础上，各地应该坚持因地制宜、“一省一策”原则，做好具体方案、安排好改革顺序，避免过程反反复复、效果不及预期。同时，要健全金融风险处置常态化机制，落实机构、股东、高管、监管、属地、行业六方责任，并在此基础上做好资本补充和公司治理等工作。
“内生的风险防控机制不建立好，合并之后问题还是会出现。”董希淼告诉第一财经，中小银行的数量肯定会减少，但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的方向是减量提质，减少数量并非核心目标，要避免“1+1”小于1。
从监管多次披露的公开信息来看，当前我国高风险中小银行处置取得了积极进展。据央行《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23》披露，2023年第二季度，我国城商银行中11.5%（约14家）的机构为高风险银行，农合机构（包括农村商业银行、农村合作银行、农村信用社）和村镇银行高风险银行数量分别为191家和132家。对比2019年峰值时期，我国高风险机构的数量占比已下降近4个百分点，资管规模（6.63万亿元）压降近半。
董希淼提示，虽然近年来高风险中小金融机构数量和占比明显下降，但剩下来的基本上是“硬骨头”，后续处置化险的难度更大，面临的形势更加复杂，改革化险工作任重道远。
